来源:“盘古智库”微信公众号 2020年10月5日

“双循环”与高质量发展。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2020年7月至今，政策层提出并多次强调，“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由此推断，在未来中长期，“双循环”将是中国经济在全球大变局之下落实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框架。因此，剖析与前瞻“双循环”格局，首先要回归于对高质量发展的理解。我们认为，基于当前的政策思路和治国理念，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有“国强”、“民富”两大核心特质。

第一，“国强”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途径。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体量全球第二的超大规模经济体。由此出发，未来高质量发展的重心在于从“经济大国”升级为“经济强国”，从数量上的“有没有”转变为质量上的“好不好”。从经济发展的深层逻辑来看，迈向“经济强国”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将从依赖要素投入扩大、不可持续的旧动能，转变为主要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可持续的新动力。2017年，十九大在首倡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亦首次在大会报告中强调“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习近平主席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指出，“高质量发展应该不断提高劳动效率、资本效率、土地效率、资源效率、环境效率，不断提升科技进步贡献率，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第二，“民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目的。以十九大为标志，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淡化经济增速目标，强化经济发展的平衡性、充分性和公平性，归根结底是为人民谋福祉，以更优质的发展成果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更高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从治国理念来看，2017年至今，习近平主席多次指出，“要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根本使命”，我们的目标“就是让全体中国人都过上更好的日子”。从近年实践来看，无论是脱贫攻坚战的稳步推进，还是在疫情冲击下取消经济增速目标、强调就业民生目标的政策取向，都坚定贯彻了上述的“民富”理念。

“双循环”与全球大变局。由于新冠疫情的系统性冲击，全球体系的长期积弊与短期风险激荡共振，形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而言，这一变局既是风险，也是机遇。在这一历史拐点上，“双循环”料将从两个层面肩负起化危为机、化变局为新局的战略职能。

第一，“国强”路径破旧立新。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对接“国际大循环”，在创造“中国增长奇迹”的同时，也客观上造成了对外部需求和科技转移的双重依赖。在全球大变局之下，“双重依赖”已经变为“双重难题”。其一，在全球经济深度衰退之际，总需求长期疲弱，叠加全球民粹主义、保护主义涨潮，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料将长趋势下行。其二，地缘政治博弈向科技领域延伸，发达国家的技术壁垒野蛮生长，大幅削弱了外部技术的可得性。针对上述难题，“双循环”有望从三个领域逐步发力破解。其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在需求侧激活国内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持续创造富含层次和深度的需求增量，使中国经济从外需驱动转向内生增长。其二，以新一轮科技革命为契机，在供给侧用好完备产业体系和数字经济的优势，加速推进产业升级与核心技术自主可控，以科技创新内生驱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其三，以国内供需双升级为支撑，中国经济更易于抵御外部冲击与经贸博弈，从而更为主动、灵活、稳健地嵌入全球体系之中，从而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第二，“民富”底蕴固本强基。在全球大变局之下，以居民财富为导火索，全球经济正在陷入结构性困境之中：疫情对居民的非对称冲击导致贫富差距扩大，加剧社会割裂与民粹崛起，进而导致结构性改革停滞，造成经济循环阻滞和潜力衰减，而这又会进一步扩大贫富差距，进而开启新一轮负向循环。面对这一困境，部分经济体选择向外发力，试图通过“以邻为壑”的方式改善自身处境，但事实上成效甚微。与之不同，中国经济选择向内发力，通过自身改革攻坚，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从根本上规避上述困境。其一，“内循环”的发展推动供给侧与需求侧的同步升级，在满足居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也将创造丰富的就业岗位、创业空间和投资机遇，在供需的循环互动中不断为居民财富的增长注入源头活水。其二，打通“内循环”的过程，也是经济治理现代化的过程，将持续优化国民经济的重大比例关系、空间布局、收入分配机制和社会保障体系，从而长效化地收窄贫富差距、促进共同富裕。基于此，中国居民财富的增长料将具有更为平衡而持续的动力，当前至2035年有望成为中国跨越“中等偏上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

“双循环”与六大支柱。基于上述分析以及我们此前研究 , “双循环”作为全球大变局下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框架，在经济发展方向上指向“国强”与“民富”，在经济运行形态上指向“行稳”与“致远”。由此出发，具体到建设这一框架的“行动清单”之中，我们认为，关键在于用好改革开放与制度优势的两大重器，同步打造各司其职、相辅相成的六大支柱（详见附图）。

第一，发动机：需求升级。在全球大变局之下，内需将取代外需，成为支持中国经济平稳可持续增长的动力源。根据我们测算，在保守情景下，2019-2035年，中国经济的内需潜力有望实现倍增。顺应这一趋势，如何激活和利用好内需潜力，将成为“双循环”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在这一领域，未来“双循环”料将沿着三条主线发力。其一，稳步推动“两新一重”基建投资，在撬动投资引擎短期反弹的同时，也将通过基础设施的优化，大规模培育消费新场景和新渠道，进而带动消费引擎的长期回暖。其二，通过优化供求结构和制度变革，激活国内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升级，尤其是加速消费升级重心向低线城市和农村地区下沉，更加普惠地、更多层次地释放居民消费潜力。其三，加速新型消费需求的成长，将年轻世代的个性化需求转化为丰富的细分市场，将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转化为在线文娱、云服务、新零售等新型消费的扩张空间，不断形成更具活力的消费新增长点。

第二，启动器：供给升级。以消费为主的内需升级并非无本之木，而是需要供给升级予以先导性的支持：一是依靠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缓解消费意愿的不足；二是新供给创造新就业，补上消费能力的短板。供给升级将启动新一轮消费升级，并立足于升级后的内需市场完成新一轮供给升级，由此开启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基于中国的现实国情，以供给侧改革为主线，未来的供给升级料将包括依次传导的两大环节。其一，基础性要素的供给升级。一方面，对内坚持改革攻坚，加速五大要素（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与数据）的市场化配置，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推进国资国企改革，从而全面提高国内要素配置的效率和质量。另一方面，对外扩大高水平开放，通过“一带一路”和人民币国际化，推进国际产能合作和金融交流，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其二，商品服务的供给升级。一方面，抓住全球价值链重塑的契机，将国内价值链拓展为富有深度的“研发设计（科创头雁）→品牌营销（国货潮牌）→加工制造（隐形冠军）”的完整链条。另一方面，抓住服务贸易回流的契机，推动传统服务贸易向内生长，满足国内服务消费的新需求；加速新兴服务贸易向外生长，缔结与全球体系的新联系。

第三，加速器：金融供给侧改革。伴随中国经济的“减速增质”，金融周期对经济周期的影响日渐增强；伴随中国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本位，金融机构与实体企业正在构建长期良性的共荣共生关系。基于此，未来金融供给侧改革若能进一步深化，有望对“双循环”的畅通运行发挥三个层面的加速作用。其一，利率市场化完成“最后一公里”，叠加融资渠道的多维拓宽，有望引导要素资源向优质的中小企业和新经济企业配置，形成“稳经济+补短板+锻长板”的政策集成效应。其二，资本市场的稳步发展有望通过“财富效应”，在需求侧助力消费升级，通过“投资效应”，在供给侧推动产业升级，从而进一步打通供需双升级的良性循环。其三，借助中国金融的高水平开放，中国经济在疫情时代的相对优势将吸引国际资本的长趋势流入，与更加多元的国际伙伴共享双赢机遇。

第四，导航器：宏观调控现代化。在全球大变局之下，国际风险形势日益复杂多变。在高质量发展之中，国内多重政策目标更需精准平衡。与之相匹配，建设“双循环”新格局，必然要求中国宏观调控在“一大一小”两个层面进一步走向现代化，以引导国民经济平稳运行。从大处来看，以改革攻坚优化政策体系。其中重点包括：在货币政策领域，依托“利率并轨”改革，实现对增长、物价、就业、金融安全等多目标的动态兼顾；在财政政策领域，依托财税体制改革，优化央地财权事权划分，重塑地方政策实施的激励机制与资金支持；在政策协同领域，优化财政、货币、产业政策的搭配组合，降低全球政策的外溢影响，长期保持“以我为主”的政策定力。从小处来看，以工具创新提升政策效力。通过推出更多结构性、精准性、直达性的政策工具，从事后式、粗放式、逆周期的干预模式，转向前瞻性、精细化、跨周期的调控模式，使政策空间的应用更为高效和可持续。

第五，新赛道：数字经济发展。在全球大变局之下，全球经济在传统领域陷入“存量博弈”的泥淖。开拓经济发展的新赛道，以良性竞争促进共同发展，将是全球经济走出困境的治本之策。在数字经济的新赛道上，中国经济目前已成为全球领航者之一，未来进一步加快自身及全球数字经济的发展，将是“双循环”的应有之义。具体而言，这一趋势料将体现于三个层面。其一，数字经济产业化。中国数字经济的技术创新提速落地并发展为完整的产业链条，在需求侧创造新的消费场景、消费习惯和消费需求，在供给侧提供数字驱动的商品与服务，并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和“人口素质红利”，打造新维度的供求循环。其二，传统产业数字化。立足于中国完备的产业链条，通过物联网、5G等新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数字化升级，并与高度数字化的居民生活相连接，中国有望引领全球从“大规模生产时代”走向“数字化生产时代”，融合大规模、创新力和精细化的三重生产优势。其三，经济治理数字化。一方面，以基础设施和政府服务的数字化升级，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适宜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以央行数字货币、数字财政等数字化政策工具，打破传统政策工具的“天花板”，进一步提高经济治理的广度、力度与精度。

第六，连通器：国际定位升级。在全球大变局之下，经济全球化面临长期且全面的退潮风险。基于这一环境，中国经济“双循环”虽然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但是并非走向 “ 闭关自守 ”，而是选择通过向内发力，为高水平开放打开向外空间；通过夯实自身实力以提升国际定位，从而带动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的进步。具体而言，这一国际定位升级预计将体现于三个层面。其一，价值链定位升级。基于“双循环”中的供需双升级，中国经济从全球价值链中的“供给”中心升级为“供给-需求”双中心， 从全球价值链的中下游升级为中上游。其二，国际金融定位升级。凭借“内循环”的相对韧性，人民币资产将进一步凸显高成长性、低风险性的双重优势，为全球长线资金提供“压舱石”，人民币的网络效应与回流机制同步完善，配合石油人民币的发展，多渠道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其三，国际治理定位升级。在全球乱局之中，中国将为全球经济金融提供稀缺的“稳定锚”，从全球经贸体系和治理格局的被动接受者，升级为全球经贸体系和治理格局重塑的主动引导者，从根本上规避脱钩风险、改善外部环境、防范外溢冲击。(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