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审结的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引起了广泛关注。在该案判决中，法院认定在微信上发生的不同支付行为性质存在区别，通过微信红包方式的付款行为属于赠予，通过微信转账方式的付款行为属于借款。

法院认为，微信红包这种付款行为本身即带有赠予的意思，所以需原告承担举证责任，证明其付款属于借款，如果举证不能，则认定属于赠予。而微信转账并不带有赠予的意思表示，属于需被告方举证其属于赠予，如果举证不能，则认定属于借款。

该判决一经发布，随即便登上热搜，引发网友热议。其中部分网友认为这种认定方式较为机械，仅凭即时通讯软件某一功能的性质来推测行为人的意思表示这种逻辑值得商榷。还有一部分网友直呼，以后在微信、支付宝等支付软件上的收付款行为都要明确备注，以防止以后出现纠纷。

对此，我们通过简单梳理相关法律规定，尝试解构其内在逻辑。

认定微信红包属于赠予是否有理论依据：

根据《民法典》第十条的规定：“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在中国，“红包”这一概念由来已久，是一种传统的文化现象，最早起源于压岁钱，后又逐渐演变成以红纸包裹的礼金。红包这一说法本身形容的也是“红纸包裹的礼钱”，带有吉祥与祝福的意思，在现代社会，虽然红包的载体随着时代发展发生了诸多变化，但红包这一概念所蕴含的祝福的意思不变。

此外，微信红包作为一种电子红包，其支付的限额是200元，这一设置，也侧面体现了微信红包的小额赠予性质。而在一些特定日期，如个别年份的5月20日，该红包的支付上限会调整为520元、1314元等具有特殊意义的金额（谐音“我爱你”、“一生一世”），也印证了微信红包支付方式体现出了更多的赠与性质。

所以，认定微信红包属于赠予性质，首先依据的是中国赠送红包的传统习俗，同时也符合现代微信红包支付中的交易习惯。这种做法符合《民法典》第十条的相关规定。所以，认定微信红包这种电子红包属于赠予的做法具有一定的理论依据。

对微信红包和和微信转账的性质认定，实际上是一种对举证责任的规范：

一部分网友认为，法院仅依据所谓支付软件的某一功能属性对双方的付款行为的性质作出认定的行为不妥。但仔细阅读本案的判决理由，便不难发现，审判者并非是对其双方的行为性质直接下定论，而是以一种公平的方式重新分配了举证责任。

前文我们已浅析过，得出从一般人的角度讲，认可发微信红包是赠予行为，双方不存在借贷关系的结论。所以，主张成立借贷关系的一方属于主张积极事实，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同理，从一般人的角度讲，无特殊备注的转账不是赠予行为，一般认定为是借款行为，主张成立赠予行为的一方应当承担举证责任。

因此，本案中法院的这种做法并非是机械地通过付款方式给每个人的付款行为下定义，而是从一般人的意识为出发点，公平分配举证责任，由举证不能的一方承担风险。

所以，选择以红包为付款方式的一方，存在着其付款行为被认定为是赠予的风险；选择以转账方式接受赠予的一方，同样也存在着其行为被认定为是借款的风险。这些风险的发生，往往伴随着主张积极事实一方的举证不能。

使用微信支付时，如何做好风险管理：

从付款人的角度：首先，在付款时要做好备注，尽量在每一笔的付款时对款项的性质和用途备注明确，可以通过交易附言或者支付前后向交易方发信息确定的方式进行。其次，在使用微信支付时，注意红包和转账的规则区别，建议在借款给他人时优先选择转账的形式。如果有必要使用微信红包作为支付方式时，可以通过交易附言或者支付前后向交易方发信息确定的方式进行备注和说明。如非出于赠予的目的，不用带有特殊含义的金额进行转账。

从收款人的角度来看，在收款时要注意查看所收款项是否有备注，当付款方的备注与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不符时，在接收该笔款项时要多加留心。在接收没有备注的款项时，也要注意留存聊天记录等能够证实该笔款项性质的证据，避免使本不是借款的款项被错误认定为借款，使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

2023年12月29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公司法》，自2024年7月1日起施行。此次修订是立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发展阶段的一次全面修订，对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新修订的《公司法》还首次写入了“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弘扬企业家精神”等内容，这意味着弘扬企业家精神，正式从政策层面上升到了法律层面。

笔者团队基于项目经验，结合新《公司法》的规定，对股权家族信托的法律风险进行剖析。本文为系列文章，后续陆续推出，敬请关注。

一、股权家族信托的通行架构

股权家族信托的常见架构有三种。

第一种为信托直接持有股权。

该架构下，受托人名义直接持有目标股权，股权收益通过信托直接分配给受益人。受制于委托人与受托人无法直接以股权设立信托，该架构下，委托人要先用部分资金设立资金信托，再由受托人以信托资金购入股权（通常自委托人手中购入）。

第二种为通过有限合伙企业持有股权。

该架构下，委托人依然要先用部分资金设立资金信托，再由受托人作为LP（有限合伙人）以信托资金出资，委托人或其家族代表作为GP（普通合伙人），设立有限合伙企业，以有限合伙企业持有目标股权。

此架构下，委托人通过GP地位保有对目标股权的控制权，能够实际承担目标股权的实际管理责任。理论上，对于GP而言，其需对于有限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至于LP，信托公司可以借由《合伙企业法》的有限责任制度进行必要的风险隔离。

该种模式架构如下图：

第三种为通过有限公司持有股权。

该架构与上述第二种架构近似，区别则在于SPV不再是有限合伙企业，而是改变为一间公司。需要说明的是，SPV除持有股权外，原则上不进行任何经营活动。

二、目标公司分红无效的法律风险

现行《公司法》框架下，司法实践中如有公司不当分红的，现行《公司法》第20条与第166条均可能作为裁判依据。第20条关于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规定，涉及分红的决议应属无效决议，公司债权人可以此为由要求股东返还所得收益。《公司法》第166条是关于公司利润分配的强制性规定。该条规定，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百分之十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公司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在依照前款规定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应当先用当年利润弥补亏损。由此可见，公司在未补亏以及未留存相应比例公积金的情况下，所获利润不得用于分配。当前司法实践中，有法院综合前两条所确立的制度进行裁判，即公司分红违反法定公积金制度，且股东滥用权力。如在（2014）合民二终字第00036号案中，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股东会决议无论是以向股东支付股息或红利的形式，还是以股息或红利形式之外的、以减少公司资产或加大公司负债的形式分发款项，均是为股东谋取利益，变相分配公司利益的行为，该行为贬损了公司的资产，使得公司资产不正当地流失，损害了部分股东的利益，更有可能影响债权人的利益。

公司进行分红需要经过弥补亏损、提取法定和盈余公积金、缴纳税款后，公司存在利润的情形下才能进行分红；否则，公司作出的分红决议或变相分红决议，将会因违反法定的分红条件和程序，违反了公司资本维持原则，不当减少公司资产，侵害公司和其他债权人的利益，进而被认定为无效决议。案所涉股东会决议是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形成，决议内容损害公司、公司其他股东等人的利益，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无效。但是，现行《公司法》未对“违法分配利润”后果做任何的规制，也即股东是否负有返还义务语焉不详。

新《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则明确规定：公司违反本法规定向股东分配利润的，股东应当将违反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公司；给公司造成损失的，股东及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该条规定一方面确定了“违法分配利润”的后果，即股东有义务退还利润；同时，如“违法分配利润”给公司造成损失，董监高还负有赔偿责任。“给公司造成损失”的理解，直观上倘若导致公司财产减少，即可以认为属于直接损失。在违法分红的情况下，公司财产已经流转至股东名下，当然因此有损失。因此在“违法分配利润”的情况下，董监高的赔偿责任是必然结果。

三、股权家族信托项目日常管理中的法律风险

股权信托项目中，如家族信托直接持股目标公司的，在目标公司实为亏损状态或者有无法偿还债务的风险时，目标公司分红应为无效，将直接触发信托受托人的返还义务。在通过SPV间接持股的目标公司的情形下，SPV则负有返还义务。

问题在于，在家族信托直接持股的情况下，倘若受托人已经将所分配利润分配给受益人，或者家族信托财产投资失败导致客观上无资金可供退还，受托人是否可以主张以“信托财产为限”承担返还责任？笔者认为，基于商法的“外观主义原则”，受托人如直接成为目标公司的股东，其应负有《公司法》上的股东义务，不得以“信托财产为限”承担责任。“信托财产为限”的使用范围应限缩在信托法律关系当事人之内，而不能适用于公司、公司债权人等外部第三人。

最高法早在(2016)最高法民终475号案中即认定，信托公司明知目标公司股东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仍受让股权的，公司债权人有权请求受托人在原股东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就目标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应承担的补充赔偿责任负连带责任。在该案中，青岛海融公司通过司法拍卖取得青岛舒斯贝尔公司名下的土地使用权并已过户，《竞买协议书》约定由该标的物的前权利人（即青岛舒斯贝尔公司）应缴纳或补缴税费，如前权利人不配合缴纳的，则由买受人另行出资垫付，并自行向前权利人追索。山东舒斯贝尔公司作为青岛舒斯贝尔公司的发起人，认缴出资3500万美元，截至2010年12月23日，山东舒斯贝尔公司欠缴注册资本3356.4454万美元。2010年7月，山东舒斯贝尔公司与某受托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由某受托人发起信托计划，山东舒斯贝尔公司依据《信托合同》将标的股权信托转让给某受托人，成为信托计划项下次级信托受益人，享有次级信托受益权，完成标的股权转让所需的变更登记后，受让方某受托人将成为标的股权的唯一合法所有权人。某受托人与山东舒斯贝尔公司等签订的《投资协议》中约定：某受托人公司受让案涉股权后，成为青岛舒斯贝尔公司的股东，享有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故青岛海融公司要求股权受让方某受托人在山东舒斯贝尔公司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就青岛海融公司的债权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最高法遵循了商事外观主义的认定路径，认为股权受让人明知原股东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而仍然受让股权，应承担相应责任，据此判令某受托人对山东舒斯贝尔公司在未出资范围内就青岛海融公司对青岛舒斯贝尔公司的债权应承担的补充赔偿责任负连带责任。

如家族信托的受托人并未直接持股目标公司，而是通过SPV持有股权，如分红无效，SPV所获得的分红应予退还。倘若SPV获得分红后，即将分红分配给SPV的出资人（有限合伙制SPV的场景下，信托公司通常作为有限合伙人/LP；公司制SPV的场景下，信托公司通常作为SPV的大股东），信托公司是否将其作为SPV的有限合伙人/股东的分红再行退还呢？从SPV成立的目的看，其通常被设计为仅仅作为持有目标公司股权的实体，如其英文名字“Special Purpose Vehicle”，也有说法是“Single Purpose Vehicle”，即除持股外并无其他经营活动。SPV所取得的分红已经欠缺合法性基础，其出资人所获得的分配从“实质”角度看，也因缺乏合法性基础应予返还。况且，出资人所取得的分配，接近于“无对价”所得，以“善意取得”为由对抗，似乎难以自圆其说。综上，股权家族信托存续期间，目标公司如有分红的，受托人宜对分红的合法合规性进行充分考察，以防止分红无效风险。

四、结论和建议

股权家族信托因财富规划与传承、风险隔离、税务筹划等优势，已成为民企财富传承顶层设计的重要工具。新《公司法》实施后，对股权家族信托业务日常管理提出更高的要求。如合规管理不到位，可能导致部分股权家族信托在落地后面临实质性的法律障碍。因此，股权家族信托项目在置入前，进行必要的尽职调查，有助于防止信托效力风险；在股权家族信托项目存续期间，对目标公司进行必要的监督、对目标公司分红进行合法合规的审查，更是必要的，以防止受托人经营风险。

2月2日，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官网消息，为进一步促进银行业金融机构提升信贷管理能力和金融服务质效，金融监管总局修订并发布了《固定资产贷款管理办法》《流动资金贷款管理办法》《个人贷款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三个办法”）。

“本次修订合理拓宽了固定资产贷款和流动资金贷款的用途范围，并明确参照适用范围，着力涵盖当前市场各类合理的融资用途需求。同时进一步明确借款人对象范围，有效满足不同类型市场主体融资需求。”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有关司局负责人介绍。

适应趋势推动信贷业务健康有序发展

据悉，2009年至2010年间，我国陆续出台了《固定资产贷款管理暂行办法》（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令2009年第2号）、《流动资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令2010年第1号）、《个人贷款管理暂行办法》（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令2010年第2号）和《项目融资业务指引》（银监发〔2009〕71号）（以下简称“三个办法一个指引”）。

作为我国框架性的信贷管理制度，“三个办法一个指引”目前执行已十余年。“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提出了新的要求。‘三个办法一个指引’的一些规定，存在局限性和滞后性，因此需要调整以适应当前信贷业务的发展趋势。”金融监管总局相关司局负责人表示，发布实施“三个办法”是完善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信贷管理制度的重要举措，有利于进一步促进银行业金融机构提升信贷管理能力。

在业界看来，此次修订意义重大。“首先满足了金融监管与时俱进的需要。”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认为，经过十余年发展，我国实体经济的融资特点、金融业务的复杂程度都出现了很大变化，此次修订及时明确和优化了监管要求，并将新的业务场景纳入监管，确保了监管与实践的同步。招商银行副行长兼首席风险官朱江涛也认为，与上一版本的制度相比，“三个办法”更贴合现阶段信贷实际，与银行业数字化转型的适配度更高，对银行经营管理的指导更加清晰。

在业界专家看来，此次修订还有利于提升监管规范性并体现了防控风险这一金融工作主题。“固定资产贷款、流动资金贷款、个人贷款三个管理办法自发布以来一直是暂行办法，项目融资业务管理规定则是指引性规范。此次修订形成三个正式管理办法，有助于金融监管更加‘有棱有角’，更具权威和执行效力。同时，此次修订明确了固定资产、流动资金、个人经营贷款的期限要求，填补了现行办法在防范期限错配风险方面的制度空缺；对还款频率和时限作出了明确要求，对受托支付的金额与时限标准进行了优化，有助于中小银行的贷款风险管理。”程实认为，这些修订将督促银行业提升信贷管理水平，切实防范金融风险。

这些修订还有利于引导商业银行服务实体经济。中国建设银行信贷管理部副总经理李红骏认为，“三个办法”是商业银行的基本制度遵循，是各类信贷产品与服务的“根”。商业银行可以结合本次修订增加专利权、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办理贷款，持续提升金融产品和服务供给质效，切实增强经济活力，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

调整贷款用途和对象

本次修订的调整覆盖了信贷制度的核心环节。金融监管总局相关司局负责人介绍，首先，修订合理拓宽固定资产贷款和流动资金贷款的用途及贷款对象范围，优化流动资金贷款测算要求，满足信贷市场实际需求。

其中，《固贷办法》明确，固定资产贷款是指向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发放的，用于借款人固定资产投资的本外币贷款。固定资产投资是指借款人在经营过程中对于固定资产的建设、购置、改造等行为。《流贷办法》明确，流动资金贷款是指贷款人向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发放的用于借款人日常经营周转的本外币贷款。

在贷款用途方面，《流贷办法》明确流动资金贷款不得用于股东分红，不得用于金融资产、固定资产、股权等投资，不得用于国家禁止生产、经营的领域和用途。对专利权、著作权等知识产权以及采矿权等其他无形资产办理的贷款，则明确可根据贷款项目的业务特征、运行模式等参照《固贷办法》执行，或适用《流贷办法》。

朱江涛认为此举增强了管理适配性。“拓宽流动资金贷款、固定资产贷款的适用范围，有助于契合不同类型借款人多场景的用信需要。”

本次修订还调整优化受托支付金额标准，适度延长受托支付时限要求，提升受托支付的灵活性。金融监管总局相关司局负责人介绍，第一优化调整受托支付金额标准，对于固定资产贷款，明确向借款人某一交易对象单笔支付金额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的，应采用受托支付方式。对于流动资金贷款，规定支付对象明确且向借款人某一交易对象单笔支付金额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应采用受托支付方式。对于个人贷款，明确单次提款金额超过30万元人民币的个人消费贷款，以及单次提款金额超过50万元人民币的个人经营贷款，应采用受托支付方式。

第二，适度延长固定资产贷款受托支付时限，满足相关合理需求。将固定资产贷款受托支付时限最长放宽至十日，并明确在不可抗力情况下可由借贷双方协商确定具体的支付时限。

第三，增加借款人紧急用款相关规定，提高受托支付灵活性。对于固定资产贷款、流动资金贷款及个人经营贷款，明确对贷款资金使用记录良好的借款人，在合同约定的贷款用途范围内，出现合理的紧急用款需求，贷款人经评估认为风险可控的，可适当简化受托支付事前证明材料和流程，并于放款后及时完成审核。

此外，今后不再对受托支付走款占比进行考核。贷款人在发放贷款前应确认借款人满足合同约定的提款条件，并按照合同约定的方式对贷款资金的支付实施管理与控制。

填补了贷款期限的制度空缺

本次修订还填补了关于贷款期限的制度空缺。据金融监管总局相关司局负责人介绍，本次修订明确：一是固定资产贷款期限一般不超过10年。确需办理期限超过10年贷款的，应由贷款人总行负责审批，或根据实际情况审慎授权相应层级负责审批。二是流动资金贷款期限原则上不超过3年，对经营现金流回收周期较长的，最长不超过5年。三是个人消费贷款期限不得超过5年。个人经营贷款期限一般不超过5年，对于贷款用途对应的经营现金流回收周期较长的，最长不超过10年。此外，国家有关部门对于房地产贷款、个人住房贷款、个人助学贷款、汽车贷款等的贷款期限另有规定的，继续执行相关规定。“此举将引导商业银行有效防范贷款期限错配风险，进一步优化贷款结构。”该负责人表示。

同时，考虑不同类型流动资金借款人差别较大，实际需求不尽相同，本次修订还更加注重流动资金贷款的灵活性，支持商业银行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流贷办法》明确，贷款人应根据借款人经营规模、业务特征、资金循环周期等要素测算其营运资金需求。办法后附测算方法示例供参考，贷款人可根据实际需要，制定针对不同类型借款人的测算方法。对于小微企业借款人，贷款人可通过其他方式分析判断借款人营运资金需求。朱江涛认为，通过优化流动资金贷款测算要求，将鼓励银行考虑借款人个体差异，发挥主观能动性，制定差异化的流动资金测算方法。适度延长受托支付时限要求，增加紧急用款相关规定并松绑受托支付走款占比考核，利于银行快速响应实体经济尤其是小微企业“急难愁盼”的融资需求。

本次修订还根据信贷办理线上需求，优化了贷款办理流程等。具体来看，一是关于贷款调查。明确流动资金贷款和个人贷款应采取现场与非现场相结合的形式履行尽职调查。同时，对于小微企业流动资金贷款及20万元以下个人贷款，在非现场调查可有效核实相关信息真实性的前提下，可简化或不再进行现场实地调查。二是关于面谈面签。允许商业银行通过视频形式履行个人贷款面谈。明确贷款人应要求借款人当面签订个人贷款合同，但对于金额不超过20万元人民币的个人贷款，可通过电子银行渠道进行签订。朱江涛认为，明确在贷款办理流程中可适度采用视频面谈、非现场调查等形式，适配线上化业务等新型融资场景的开展。

对于上述三点修订，李红骏认为，本次修订既遵循了原则性，又为差别化经营需求提供了一定的灵活度。对原有规定中存在局限性和滞后性的要求进行更新，比如流动资金测算，进一步规范商业银行在开展业务过程的执行标准；再如，明确固定资产贷款期限一般不超过10年，超过应由总行审批或授权，流动资金贷款原则上不超过3年，最长不超过5年，引导商业银行有效防范贷款期限错配风险。

双管齐下防控资金挪用

为防范潜在风险，本次修订就防控贷款资金挪用行为作出要求。包括：一是贷款人应在合同中与借款人约定，借款人出现未按约定用途使用贷款等情形时，如个人经营贷被挪用于房地产领域等，借款人应承担的违约责任，以及贷款人可采取的提前收回贷款、调整贷款支付方式、调整贷款利率、收取罚息、压降授信额度、停止或中止贷款发放等措施，并追究相应法律责任。二是贷款人应健全贷款资金支付管控体系，加强金融科技应用，有效监督贷款资金按约定用途使用。发现借款人挪用贷款资金的，应按照合同约定采取相应措施进行管控。朱江涛认为，修订明确要求在借款合同中约定挪用贷款资金的相关责任，同时健全银行内部贷款资金支付管控体系并深化金融科技的应用，“双管齐下”确保了信贷资金按约定用途使用。

此外，针对市场关注的相关条款中规定的“书面形式”应如何理解，金融监管总局相关司局负责人也作出回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六十九条规定，符合条件的‘数据电文’视为书面形式。‘三个办法’关于‘书面形式’的有关要求，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不仅包括纸质文本，也包括相关数据电文。”

“三个办法”将于2024年7月1日起施行。金融监管总局将做好“三个办法”的实施工作，积极推动信贷业务健康有序发展。据记者了解，目前各家机构已着手开展完善内部管理制度规定，强化信用风险管控等。建设银行表示，将按照“三个办法”规定，统筹做好相关决策部署，在监管规定的时间范围内，有计划、按步骤推进“三个办法”落地实施，及时完善内部管理制度规定，强化信用风险管控，进一步提升建设银行信贷管理的精细化和规范化水平。工商银行表示，将按照新规要求做好部署落实，及时修订完善内部相关管理制度，配套开发完善相关系统功能，推动全行固定资产贷款、流动资金贷款、个人贷款等有序过渡和平稳运行。招商银行表示，将积极落实监管指导意见，在坚守风险合规底线的基础上，强化以客户为中心、为客户创造价值的经营理念，践行服务实体经济的社会责任，提升信贷管理能力和金融服务效率，推动高质量发展。